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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藥”與懷川共沉浮

點擊數:18572015-02-03 09:15:08     來 源:   焦作懷藥網       作 者:  

《厚重懷川·尋根》系列之“四大懷藥”(四)
“懷藥”與懷川共沉浮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楊戰備和他種植的“郎山藥”。 



核心提示

以土地肥沃、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,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。因此,鐘靈毓秀與滿目瘡痍,是這塊土地屢見不鮮的歷史輪回。元末明初,懷川大地狼煙四起,生靈涂炭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因此中斷。明朝建都后,部分山西移民來到懷川落腳,“四大懷藥”重新由山區走向灘區,生根發芽。隨著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、懷藥貿易的繁榮,“四大懷藥”也由貴族走向平民,開始大面積種植。日本侵華,懷川淪陷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與銷售再受重創……如今,追溯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史,它在毀滅后重生、在曲折中前行,見證了懷川大地的興衰與沉浮……

乾坤再造“懷藥”重生

1月25日,沁陽市山王莊鎮大郎寨村,山藥種植大戶楊戰備精心包裝著一箱箱“郎山藥”,臉上露出豐收的喜悅。如今,提起“郎山藥”,很少有人聽說過。而在明、清時期,朝廷征收懷藥貢品時,點名要大郎寨村產的“郎山藥”,“懷商”銷往各地的山藥必標明“懷郎”字樣。

《沁陽市志》記載,大郎寨村的山藥稱“郎山藥”,曾為明、清貢品。大郎寨村趙復晨老人是解放前最后一批貢山藥的老人,他種的“郎山藥”斷面呈菊花心狀,落地如鐵棍之聲,故名“鐵棍山藥”。然而,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,“郎山藥”失傳,逐漸被人們遺忘。

近年來,沁陽市加大特色種植扶持力度,“郎山藥”重新成為當地群眾增收致富的新渠道。楊備戰作為種植大戶,積極注冊“郎山藥”商標,培育優良山藥品種。目前,雖然楊備戰還無法還原史料記載中的“菊花心狀”的山藥,但他相信這片土地能生長出優質山藥。

市懷藥行業協會會長馬明仁將我市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史與焦作宏觀歷史變遷結合起來進行考量,認為“郎山藥”很可能是懷山藥的起源。這是怎么回事呢?

以土地肥沃、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大地,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。據傳,武王伐紂時,懷府百姓為將士獻出菊花、地黃來清熱消暑,獻出牛膝、山藥來滋補體質。從此,“懷藥”就與懷川大地共浮沉。元末明初,懷川大地戰亂不斷,千村人煙斷絕、萬頃良田荒蕪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隨之中斷。無論是《三洗懷慶府》《胡大海復仇》《燕王掃碑》等民間傳說,還是《陳氏家譜》《元史》等記載,都能找到元末明初懷川大地因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的依據。

“問我祖先在何處?山西洪洞大槐樹。祖先故居叫什么?大槐樹下老鸛窩。”數百年來,這首民謠祖輩相傳、婦孺皆知。明朝建立后,為恢復農業生產,明政府從人口集密的山西洪洞縣往懷慶府移民。“遷移過來的人,就居住在大郎寨村。”馬明仁說。大郎寨村位于丹河沿岸,水源充足,土地肥沃。在選擇農作物種植時,移民們選擇了山藥、牛膝、地黃和菊花。然后,種植區域沿沁陽、丹河向黃河灘發展。山藥、牛膝在沙土地采挖方便,因此在黃河灘區被廣泛種植。

關于“四大懷藥”的種植歷史,我市還流傳一種說法:隋唐以前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以今武陟縣西部的小董、西陶、大封及溫縣的武德鎮為源點,逐步往水土條件相同的周邊地區輻射發展。明朝以后,懷府八縣漸有出產。馬明仁認為,這種說法與元朝末年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傳統中斷并不矛盾。溫縣農科所原所長張寶華也認可“四大懷藥”在明朝時重新從山區走向灘區的發展脈絡。

馬明仁說,新中國成立初期,沁陽市作為古懷慶府所在地,仍大面積種植“四大懷藥”。后來,由于缺少糧食,國家提倡“以糧為綱”,經濟作物上山、下灘。溫縣、武陟等灘地保留了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傳統,曾在產糧地種植的“郎山藥”退出了歷史舞臺。

山河淪陷“懷藥”受傷

河南理工大學地域文化研究專家楊玉東將“懷藥”發展過程分為高貴化、行業化和大眾化三個時期。唐宋以前,懷藥種植稀少,王侯將相才有資格享用,這從歷史記載中可見一斑。

史載,公元前734年,衛桓公向周桓王進貢懷山藥;公元前718年,魏宣王以后,懷山藥成為歷代王(皇)封貢品,歲歲征收。公元前608年,魯宣公開始向周定王進貢懷地黃,此后歷代王(皇)室將其列為貢品。公元619年,覃懷人給唐高祖李淵“土貢牛膝”,此后歷代將其列為貢品。歷代統治者征收懷藥貢品時,大都指地道名要留駕莊和大道寺的地黃、大郎寨的山藥、皇甫村的菊花和小廟后、北金村的牛膝。楊玉東認為,這一時期,懷藥的影響僅限于上層社會。

隨著“四大懷藥”的治療和保健作用得到世人的充分認識,其也由貢品走入大眾生活。銷售市場行情看好,反過來刺激老百姓種植“四大懷藥”的積極性,形成了種植與銷售的良性互動。焦作農村流傳著“一分園十分田”的農諺,以此形容懷藥種植與加工效益相當可觀。

明朝末年,焦作人種植“四大懷藥”已成規模;清朝,“四大懷藥”的銷售進入鼎盛時期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,“四大懷藥”集中產地的溫縣、武陟、沁陽,經營“懷藥”的行棧貨莊在百家左右。貨商根據行情,采取預約種植面積、預付定金、包銷等方式,扶持藥農生產,組織懷藥行幫,在北京、天津、武漢、西安、廣州、香港等地建立辦事機構,在全國13個藥材幫會中獨占鰲頭。

民國初期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與銷售進一步發展。1923年,“懷商”張子杰聯合溫縣、沁陽、武陟、孟縣(今孟州市)等地懷藥行棧,集資白銀百萬兩,成立懷藥股份有限公司。1925年,從山西太谷縣引種過來的太谷山藥,經過焦作本土培育,成為懷山藥的又一個重要品種。

日寇侵華期間,“懷商”分布在各地的藥材行棧均被日軍搗毀、擠垮。1938年2月19日,日軍占領焦作,強行將焦作產的“四大懷藥”運回日本加工,公然進行資源掠奪。他們還把“四大懷藥”主產區之一武陟縣的土壤運回日本研究,化驗后重新配制土壤試種“懷藥”,結果以失敗而告終。

曲折前行“懷藥”逢春

新中國成立后,經過“公私合營”“三大改造”,“懷商”退出歷史舞臺。“四大懷藥”作為“國藥”被列為國家計劃管理物資,由政府組織生產。

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,“四大懷藥”的生產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,1959年出現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產量高峰。此后,在“以糧為綱”的農業政策下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面積受到糧食生產的積壓,大幅度縮小,出現了建國后第一個低谷。

1964年,“懷藥”種植面積又開始擴大。當時,由于“四大懷藥”是國家二類計劃管理物資,實行全額收購,致使庫存嚴重積壓。管理部門降低了收購價格,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種植懷藥的積極性,“四大懷藥”種植面積再次銳減,產銷再次跌入低谷。

這一時期,為了緩解產銷矛盾,國家有關部門又安排了一些新產區,先后有18個省區引種懷地黃等懷藥,并逐步擴大生產。雖然供求矛盾緩解了,但也出現了嚴重的負面影響。首先是焦作的“地道懷藥”受到沖擊;其次是連續三年產大于銷,產品再次出現嚴重積壓。最終,新產區產品無地道可言,品種退化,質量下降,銷售不暢,種植面積又一次大幅度減少。

改革開放后,國家對“四大懷藥”的生產改計劃管理為指導性管理,由市場調節產銷。政府部門積極引導農民闖市場,拓寬營銷渠道,加大品牌推廣力度,推進“四大懷藥”產業化發展,又刺激了農民種植“四大懷藥”的積極性,懷藥種植枯木逢春。

近年來,我市“四大懷藥”種植實施原產地域產品保護,建立地道懷藥規范化種植基地,用現代科學技術指導種植、深加工,逐步實現懷藥種植的規模化、集約化和規范化。可以預見,隨著產業的進一步升級,“四大懷藥”的種植與銷售將出現更加興旺發達的新局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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